汾酒的国宴用酒地位为什么被茅台取代了？

有确切的史料证明，开国大典国宴所用酒是汾酒。

1949年9月21日，首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开幕，会期十天，10月1日，在广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在政协会议的开幕日和闭幕日，以及开国大典日，国家都举行了隆重的国宴，三次宴会上采用的白酒是山西的汾酒，不是贵州遵义的茅台。遵义那时还在国民党手里，1950年月才解放，还不可能向解放区供酒。所以，在汾酒方面看来，汾酒是真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国宴用酒，堪称“共和国第一国宴用洒”。（《中国名酒·汾酒》上卷第307页）

也就是说，国宴用酒发生了一次变化，最初，用的是汾酒，后来就换成茅台了。

茅台何时取代汾酒作为国宴用酒，目前未见到专门的研究文献，推测不会早于1952年底，1950年2月茅台镇解放时，茅台镇上的酿酒作坊基本上全部停业，新建立的人民政府采取措施，帮助恢复生产，1951年底，贵州省仁怀县专卖局才收购了茅台镇三家最大的外坊之一的成义烧坊，正式成立贵州省专卖事业公司仁怀茅台酒厂，简称茅台酒厂，至于另两家作坊荣和烧坊和恒兴烧坊，则是1953年2月才并入茅台酒厂的，1952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评酒会上，茅台的样酒应是由原成义烧坊（即刚成立的茅台酒厂）酿造生产的。据此，我推测，茅台酒是在1952年9月第一届评酒会前后，取代汾酒成为国宴用酒的，因为那时才有较大数量的酒运到北京，并能保证后期的持续供应。

茅台酒之所以能取代汾酒，成为独一无二的国宴酒，并不是因为汾酒的品质不如茅台，而是由于开国总理周恩来的力荐。因为长征的特殊机缘，周总理对茅台情有独钟，他本人是公认的品酒高手，又担任政府首脑，他的举荐对茅台的国宴酒地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63年，全国第三届评酒会上，茅台酒虽然也被评为全国八大名酒之列，但排名从第一退到第五，周总理知道后，请当时的轻工部长把茅台酒的参选样品带来，他亲自品尝后，说“这是新酒，没有经过陈年窖存，不能代表茅台参加评选”。一位日理万机的大国总理对一种酒的排位名次关心到这种程度，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

有些酒界专家对茅台独尊的现象其实是有不同看法的，比如白酒界的泰斗秦含章先生就通过邓颖超建议周总理多喝喝汾洒，因为汾酒“清纯”，那时秦含章的建议并不是出于为汾酒代言的商业考量，而是出身于他本人的科学立场，他是最早一批以西方科学理念认识中国白酒的科学家，从理化成分上看，汾酒中的有害物质远比茅台低，比如糠醛的含量就只有茅台酒的1/4左右。但显然总理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仍然只喝茅台。受总理的影响，党内、军内很大一批高级干部都喝茅台。

有一次全国性的会上，周总理让茅台酒师和汾酒师陈述各自的风味特点和工艺流程后，给出的评价是“玉液琼浆，南北一方；名甲天下，茅台争光；若论先后，数我长江”。“长江”意谓长江流域的茅台酒优于黄河流域的汾酒。周总理甚至说过“白酒不提赶茅台，不是不准赶，而是赶不了”，这么强劲的支持，茅台的国宴酒地位无人能够撼动。

说白了，是周恩来总理的个人偏好，导致了茅台取代汾酒成为国宴用酒的。

马克思说过，一个时代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同样，一个时代的品味偏好，就是主要领导人的品味偏好。这话听起来有些刺耳，可却是事实。